正文 发展历程_李宗坊与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成都工商界

正文 发展历程_李宗坊与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成都工商界 (第2/2页)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李宗坊出任成都人和电机碾米厂和成都市第一酿造生产合作社负责人，并担任成都粮食业公会常务理事。
　　
　　从此，李宗坊以其特殊身份，秘密活动在中共地下党和成都工商界中上层人士之间，不仅向成都工商界人士散发中共的宣传资料及其城市政策，而且对稳定成都工商界正常经营和保存民族工商业实力，均起到了积极作用。
　　
　　1947年，当龟缩在成都的国民党军队急需粮食供给，而在一次由省粮管处约集粮食业公会召开的军粮加工会上，热血方刚、充满正义感的李宗坊毫不买账，并以平粮质量差、出米率低、加工费用太少、时间太紧、设备不足等种种理由为借口，拒绝接受军粮加工任务。话毕，深知后患无穷的李宗坊借上厕所之机，悄悄地偷跑出去。
　　
　　为此，国民党当局恼羞成怒，当即派出1个排的兵力包围了人和米厂，并进行多处捜捕，企图捉拿李宗坊。
　　
　　走投无路之际，李宗坊只好找到时任市政府秘书长的姑父范英士求助。范英士听后，立即表示：“你不为国民党加工军粮，就是献给未来新中国的最好礼物！”随之，范英士凭其与成都警备司令严啸虎的私交，并从中多方斡旋疏通，李宗坊才避免了一场大祸临头的灾难。
　　
　　喜迎解放大军入城
　　
　　1949年11月30日，随着重庆的即将解放，杨森与*、蒋经国、王陵基等先后逃到成都，与盛文（成都防卫总司令兼国民党军第3军军长）汇合，企图在成都奋起反扑。
　　
　　1949年12月，彭县起义前夕，参与策划起义的范英士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追捕。关键时刻，得知此情的李宗坊，立即不顾一切地陪同其找到在成渝铁路局筹备处驻成都办事处的同学秦俊明，并将其隐藏保护起来，从而躲过了一场灭顶之灾。
　　
　　1949年12月9日，刘文辉（国民党西康省主席兼24军军长）、邓锡侯（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与潘文华（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川陕边区司令）及田颂尧（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原川军保定系首领之一）、黄隐（第95军军长）、陈兰亭（川湘鄂边区绥靖副主任）、邓汉祥（四川省财政厅长、省银行董事长）等川军将领，在成都彭县龙兴寺联名发出起义通电，宣布脱离国民党政权，接受中央人民政府领导。随之，其在彭县参加起义的6万余人经过整训后，编入解放军第60军、第62军。
　　
　　同日，在李宗坊、范英士的穿针引线下，严啸虎参加了四川彭县起义（新中国成立后，严啸虎任四川省政协常委、重庆市人民政府参事）。
　　
　　12月10日下午2时，在解放军解放大西南的隆隆炮声中，*偕蒋经国、杨森、王陵基、盛文等纷纷匆匆离开成都官邸，从成都凤凰山机场乘坐专机离开大陆。
　　
　　12月29日，李宗坊参加了成都各界123个单位组成的四川省会各界庆祝解放动员大会，以随时喜迎解放大军早日进入成都。
　　
　　12月30日，当彭县起义的刘、邓、潘将军等与*率领的解放大军胜利进入成都城时，李宗坊与诸多成都市民到街上热烈欢迎，并在隆重盛大的入城式上，欢庆成都光荣解放。而黄墨涵则组织棉纱、面粉行业的职工，乘坐卡车走在前头，迎接解放军进城。协助政府平抑粮价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春节临近前，由于成都附近一些地区土匪暴乱，导致交通受阻、物流不畅，人民政府一时缺乏足够的粮油等生活必需品来保障供应。
　　
　　与此同时，一些投机商人和不法分子趁机操纵市场，他们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牟取暴利，从而很快便导致黑市猖獗，粮、油、纱、布等多种物价持续暴涨。其中，1月份上涨35％，2月份上涨66％，尤其是大米竟上涨1.8倍，棉纱上涨70％。而那些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也趁机散布谣言，一时间，弄得居民人心惶惶，直接影响到老百姓对新生政权的信任和社会的稳定。
　　
　　为此，西南局和区党委及时做出决定，千方百计平抑物价，稳定市场，保证居民生活供应，特别是粮食，一定要“粮价稳”，使“天下安”。驻守成都的*亲自点将，特派*部长率领大批解放军官兵和地方干部，组成征粮工作队，下乡征粮。
　　
　　然而，由于不少地主采取软拖、硬抗的办法迟迟不交征粮，并提出了“杀‘朱’拔毛”、“抗粮*”等口号，使征粮工作受挫，导致物价持续上涨，广大市民盲目抢购。
　　
　　在此期间，针对上述郊县匪特组织暴乱、物价一度暴涨、投机活动猖獗、外县粮食一时运不进城，严重威胁到成都人民春节过年和吃饭的系列问题，当成都市军管会了解到，时任人和米厂经理、市粮油同业公会常务理事的李宗坊解放前与地下党有过接触的消息时，便立即派军事代表、军管会工商处副处长金力声（后任成都市副市长、市人大副主任）找其商量，希望能带动粮食业公会同人，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尽量拿出存粮供应市场，并提出承诺：如因物价波动赔钱，政府会予以补偿。
　　
　　1950年2月初，李宗坊所在的成都市粮油公会召开紧急会议，动员同人米商尽量拿出存粮供应市场。由于成都刚解放，百废待兴，不仅许多群众还有种种怀疑、顾虑之情，到会的多数同人米商更是对拿出粮食来供应市场之事表示沉默。为此，李宗坊在会上发言指出：拿出粮食供应市场是利国利民的大事，并当场表示坚决带头支持政府。
　　
　　为民所想，言行一致。在这十分严峻的时刻，李宗坊散会后便立即派出业务员，把库存大米和对外加工尚未运走的粮食在成都北门大安市场上全部平价销售。
　　
　　与此同时，李宗坊一方面与罗江、德阳、广汉等与人和米厂有业务往来，或与其有私交的米商联系，让他们迅速运来大批粮食在成都出售；另一方面，李宗坊在市内与协昌、大伦等大型米厂的经理何香晏、余腾九和殷实粮商高润民等协商，动员他们拿出大批粮食在成都东门、西门、南门、北门四大市场平价供应。
　　
　　义薄云天。在李宗坊系列行动的带动下，粮食业公会的会员纷纷把自己的存粮拿出来在成都市场广泛供应，不仅缓解了粮食供应紧张的状况，平抑了粮价，而且为新生的人民政府组织调运大批粮食争取了时间，保证全体市民过好解放后的第一个春节，对稳定当时的局势起到了重要作用。
　　
　　李宗坊（原全国政协委员、原成都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原成都市政协副主席、原成都市工商联会长、原四川省工商联副主席）
　　
　　李彦沣（四川烹饪高等专科学校学生）
　　
　　鲜琦(原成都市文联文学院创作员、原成都市工商联《成都商会》杂志特邀主编兼主笔、中华民族友好协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