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发展历程_自贡大盐商罗筱元所经历的新旧盐都

正文 发展历程_自贡大盐商罗筱元所经历的新旧盐都 (第1/2页)

自贡大盐商罗筱元所经历的新旧盐都
　　
　　罗功田宣旗
　　
　　1949年8月，时局更加混乱。以侯策名、熊佐周、罗筱元、罗华垓为代表的“新四大家族”等,诸多曾经“川盐济楚”、“富甲全川”的自贡盐商焦头烂额。为此，他们频频聚会，还打电话约贡井的朱俊臣，联系赴渝的刘瀛洲等，请其参加商议如何“集体清账”。所谓集体清账，即实为集体倒账，也就是大家都不干了。
　　
　　为此，刚刚上任不久的自贡市长甘绩丕（中国民主同盟会员，原四川省田粮处副处长兼《华西日报》社社长）为了把这场倒账风波压制下去，便在表面上威胁盐商们说：“谁扰乱市场，我就抓谁！”而在暗地里，甘绩丕却在按行前中共川西特委通过民盟所作的指示，积极开展策反、起义工作，为迎接自贡的解放做好一切准备。
　　
　　与此同时，甘绩丕一方面注意保护和依靠本地的进步势力，争取和团结中间力量；一方面又利用市长的合法身份，巧妙地同国民党反动势力进行周旋和斗争。同年10月，中共组织派唐星平来自贡，与甘绩丕联系部署自贡的和平解放事宜。同时传达了中共组织的5点要求：要坚决保护好自贡盐场的生产设备；要切实掌握地方武装力量，不让国民党将其拖走；确实保障地方治安，不要发生扰乱事件；广泛宣传中共的宽大政策和城市政策；设法释放革命政治犯。
　　
　　此期间，因为“新四大家族”之一的侯策名在重庆借贷不少，此时债权人纷纷上门要债，有人便劝侯策名将在渝的存盐随市卖掉偿还欠款。但盐价不振，全部存货售出的金额也不及欠款的三分之一。加之资金猛涨，侯策名的债台越筑越高，更使他坐卧不安。
　　
　　作为民族资本家，侯策名历来渴望民族兴旺，国家富强。1926年，他与工商界进步人士一起成立了“自贡新商会”，同年参与组织反帝爱国游行活动，组织创办《策进》刊物，开展进步宣传活动。国民党掀起*高潮时，他积极参与营救活动，先后成功营救保释出被捕的共产党员余明和杨炯昌。抗日战争时期的1944年，爱国将领冯玉祥来自贡发动节约献金运动时，身为商会会长的侯策名带头响应，当即便满腔热情地慷慨解囊，捐献了600万元法币。
　　
　　“新四大家族”之一的罗筱元亦不例外，1946年间，他看中乌虎烟（现今檀木林招待所地址）的一块地方，巧妙地以地皮火圈为交换条件，把原主李树全的地基房屋购买到手，于1947年动工兴建“罗园”。
　　
　　1948年末，由于货币贬值日益加剧，导致“新四大家族”等联合共建的“四川盐业公司”所集股本、投放资金，远远不敷贬值损失。为此，罗筱元等“新四大家族”成员，虽想购囤物资，但又不敢违反禁令，承担风险。于是，董事会决定由各股东选择一个董事承借认息。
　　
　　此时，手中握有大量余款的罗筱元倡议，趁此时还有黄金市场（官卖已停），应该购存黄金，以换取外汇。但侯策名、熊佐周、颜宪阳、张开铭等或因恐“怀璧其罪”，或因手头拮据，便加以反对，遂作罢。
　　
　　后经四川建设厅长何伯衡与法国银行团的介绍，法国地质勘测公司派包定尼（瑞士人）在罗蛰潭（罗筱元之子，学地质出生）的翻译下，前往四川隆昌、富顺、邓井关等处勘探盐矿情况。工作将近一月后，罗蛰潭认为，邓井关的盐场前途可观，其中心在擦耳岩处。
　　
　　为此，罗筱元等相约保密，以便将来在此开辟盐场，并将来先将田土山场全部买入，以便独占。这正如后来罗筱元在《四川盐业公司的筹组与结束》一文中所写的那样，当初组设“四川盐业公司”之目的，除了改进生产技术设备与淮盐竞争销场外，“可使新兴而日不灭，对原有产权利益起到保护作用。可使一个销岸、两个对立的自贡外界从此打破，可以关闭盐场大门保持固有产权，不让外人进来。”
　　
　　1948年底，随着“罗园”竣工，罗筱元于1949年元月迁入居住。由于当时已是“兵荒马乱”状态，罗筱元虽有“洋房办而不能安居，想出走怕遭兵劫，欲住下又怕匪抢，忐忑不安”。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后，国民党政府覆灭在即，财政经济一片混乱，金圆券不断贬值，发行额虽不断加大，但仍无法应付收交。5月中旬，因“中央银行”发行了五百万元的巨额本票，更加刺激物价上涨，利率亦随之飞升。由于盐场子金由半月一结改为“五日一折”的计息法，其利率最低亦达60%左右。此期间，熊、侯、罗、罗本来是殷实之家，在此物价高涨，井、灶缴用增大等多种情况下，均由昔日的放款者骤然变为贷款者。
　　
　　不久，国民党政府又再次变换手法，改金圆券为银圆券，如以前是三百万法币折合金圆券一百元，现则要五亿金圆券换银圆券一元。到后来，随着局势发展，连银圆券也形同废纸，民间多实行银圆交易。
　　
　　为此，罗筱元等利用重庆卖盐实行银圆交易之机，冒兵匪抢劫的危险，尽量卖盐抢运银圆回井，以供偿还债务及维持井、灶缴用之需。
　　
　　但由于子金价值太高，熊、侯、罗、罗仍不能解决负债问题。与此同时，熊佐周、刘瀛洲等也都负债甚巨，大量资产被抵押，除却余述怀已在1947年遭遇意外身亡外，自贡所有盐商几乎都走到了破产边缘。特别是鉴于颜心舍、颜宪阳先后破产之事，更是导致他们无不忧心忡忡，乃多次密谋，精心策划，并联合颜心舍、王绩良、张毅甫、黄象权等人，实行“集体清账”。
　　
　　关键时刻，针对“新四大家族”各自不同的具体情况，钟岳樵（重庆商务办事处主任）念及侯策名过去的功德，劝其暂不要将重庆的存盐出售，并出面恳请债主宽限三月时间。钟岳樵的意思，是让侯策名用三个月的时间做赌注，静待时局变化，希望能让事情有所转机。为此，处在破产边缘的侯策名经过反复思考后，同意了钟岳樵的看法。
　　
　　果然，不到三个月，便因为重庆解放，盐价得以复涨，使侯策名在重庆的存盐销售完毕，即刻清还了所有债务。
　　
　　1949年11月中旬，甘绩丕在原慧生公园召开会议，研究加强城防工作，防止散兵、流氓扰乱社会治安。11月24日，甘绩丕利用市工会在“盐工之家”召开有200余人参加的盐工*，号召大家组织起来，保护盐场生产设备。
　　
　　12月3日，解放军向川南挺进，在解放了纳溪、合江后，又解放了泸州。此期间，自贡各界一片慌乱。而一些守城部队也开始蠢蠢欲动，有的想逃走，有的妄图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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