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发展历程_李宗坊与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成都工商界

正文 发展历程_李宗坊与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成都工商界 (第1/2页)

李宗坊与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成都工商界
　　
　　李宗坊口述李彦沣鲜琦整理
　　
　　1949年12月30日，随着成都的解放，解放军接收的是一个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一切百废待兴。
　　
　　那么，当时的成都工商界又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呢？让我们听听94岁老人、工商界“活化石”李宗坊先生的回忆。
　　
　　发奋学习茁壮成长
　　
　　李宗坊，1918年9月9日出生于四川省铜梁县，祖籍江西省丰城县。其先祖李桐，是宋朝时著名理学家朱熹的老师。从明代起，李氏入川到铜梁县安家落户，其曾祖父李丰其（秀才）、祖父李尚楷（号世卿，举人），祖叔父李尚根(号蟠仙，优贡生)等均出自书香门第。李宗坊的父亲，曾经在劝学所（类似现县教育局）任小职员，母亲靠赶场天，在街上卖点豆花（豆腐脑）维持生计。父母养育有李宗岳、李宗坊、李宗墀3个儿子和李吴氏、李宗英、李德华3个女儿。
　　
　　说来凑巧。李宗坊出生之日，正是北洋军阀头目徐世昌被选举为总统的“吉祥之日”。“帝王”登基举国庆，争取支持稳人心。遵循“光宗扬祖、世代荣昌”的祖训，父母按照辈分相排，寄希望儿子将来能从事“工商作坊”，或当一名类似“左右坊、门下坊”的官员之意，便为其取名为“宗坊”。
　　
　　在父母的心目中，儿子长大成人后，也应该像那个与他同名同姓，先后历任江浙学政、贵州提学史、礼部尚书的清代大学士李宗坊一样，能够有所作为。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由于民国时期军阀混战，生灵涂炭，对儿子寄予有重大希望的父母，竟在他13岁、15岁时，因家境贫困先后因病去世。
　　
　　“有妈的孩子是个宝，没妈的孩子是棵草。”但是在过去的岁月里，少年李宗坊却没有“草”的感觉，而是在大哥李宗岳和一些同宗族叔伯姑嫂等亲戚朋友的救济、资助下，很快便渡过了极其悲伤痛苦的难关。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没有爹妈的幼儿醒悟早，更是独立能力强。事实正是如此。通过自身努力，立志发奋、勤于苦读的李宗坊成为同学中的佼佼者，以领先成绩有幸一直读到高中毕业。
　　
　　1936年，李宗坊高中毕业、告别学校后，来到本族大叔父李觉鸣家里做杂工，帮助其接送儿子上学、放学，并辅导作业。
　　
　　李觉鸣，又名李光鳌，早年在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和大阪商科大学留学，并加入同盟会。回国后，被中央政府事业部批准为注册会计师，长期在重庆从事财务工作，曾历任重庆大学商学院兼职教授等职，并于1945年在立信用品社出版专著《理论簿记学》。
　　
　　心有灵犀，所见略同。因为李宗坊长得很帅，一脸儒雅的样子，李觉鸣及其家人在认真地看其“相”后，认为李宗坊将来一定会超凡脱俗、大有作为。为此，李觉鸣在积极鼓励李宗坊继续考大学的同时，主动向其承诺：“你如果在考大学时，成绩能够达到前三名，并被大学录取，我将全力资助你读完大学。”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两个多月工余饭后的功课复习，李宗坊以优异成绩考中了上海国立商学院。
　　
　　1937年7月，李宗坊带着李觉鸣的厚望和寄托，踏上了前往上海国立商学院报到的历程。
　　
　　为了节约开支，在李觉鸣的引荐和卢作孚的关心、帮助下，李宗坊以一个掺茶工的名义，搭乘上了卢作孚民生公司的轮船。
　　
　　冒着日寇飞机入侵中国、肆意轰炸的炮火，民生公司轮船几经转折，好不容易抵达上海，却没有想到日寇竟又在上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八一三”事变。
　　
　　因为“八一三”事变，李宗坊乘坐轮船还没有靠上岸，便又匆匆地调转船头向江苏方向逃命。由于船小人多，一时间船上人心惶惶，惊呼呐喊，哭爹叫娘声不断，直到轮船抵达南通，乘客们一一上岸后，轮船才得以相对平静。
　　
　　由于上海无书可读，江苏南通无亲可投，李宗坊便又只好乘坐民生轮船返回四川。
　　
　　回川后，李宗坊旋即被地处重庆的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农业化学专业录取，从而实现了自己读大学报国的梦想。
　　
　　与此同时，李宗坊向往民主进步，努力追求真理，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受铜梁同族长辈姑母、进步人士李光岱和姑父范英士等的影响，并在他们的引导和介绍下，李宗坊开始与中共成都地区的地下党员进行秘密接触。
　　
　　范英士，原系驻合川的川军28军第3师政治部宣传科长兼石印刊物《武力与民众》主编，与时任该部组织科长*关系密切。1927年元旦刚过，*在政治部部务会上提出了改进《武力与民众》的建议，立即受到范英士等人的支持，由不定期改为周刊。后*积极写稿，使该刊在合川军民中有力地宣传了革命的*和国民革命运动。
　　
　　1927年3月，因*在合川的活动已为反动分子所注意，导致为人阴毒，一向反对“联俄容共”的第3师代理师长王学姜旅长欲借宴请之机杀害*。为*的安全着想，范英士等二人决定冒着生死危险，一同护送*直到重庆。为安全起见，他们在重庆附近的江北县分手，*只身去了城内，后在南昌参加了八一起义，而范英士也从此离开川军第3师，先后两任县长、在成都担任过“通俗教育馆”（卢作孚为首任馆长，后更名为“民众教育馆”，地处现人民公园内）馆长、成都市政府秘书长、四川省参议员等重要职务，并创办有成都人和电机碾米厂、成都市第一酿造生产合作社等企业。
　　
　　在大学就读期间，勤奋好学的李宗坊受到教育学院兼重庆大学教授、中央工业实验所酿造试验室主任金培松的关注和重视。
　　
　　学以致用。1941年2月，在金培松等人的关照下，李宗坊大学还没有毕业，就被地处重庆的中央工业实验所淀粉及酿造实验工厂录用为助理工程师兼总务课长。
　　
　　随之，为了经常协助中共地下党做工商界人士的工作，历任助理工程师、总务课长的李宗坊开始从公开参加抗日救国运动转入秘密进行民主进步活动。
　　
　　冒险营救地下党员
　　
　　1948年，白色恐怖笼罩成都，当国民党警察特务疯狂搜捕残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导致黄梦谷（乐山市女中老师、中共地下党员、下川东特委秘书）四处藏匿的危急关头，李宗坊配合李光岱（又名奠泗，女，北京农大、北京师大毕业生，中*员，先后历任合川女中校长、重庆省立女子职业学校校长），双双冒着生命危险将黄梦谷送出成都，并设法安排在昔日老同学、广汉县女中校长陈运陶的家中，方躲过一劫。1944年5月，因金培松教授随中央工业实验所调职南京、离任重庆的消息确认后，李宗坊先是谢绝了金培松教授随他一同去南京发展事业的邀请，继而他权衡利弊、请假离职，随范英士、李光岱夫妇来到成都，并凭一技之长，担任成都市第一酿造生产合作社工务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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